前言：对隋文帝杨坚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其对政治、法律、军事、土地与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有所了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一人物？
《隋文帝人物述评》，从时代要求、国家统一、制度创新、个人特质等方面对隋文帝进行了评价。文章节选、改编自《政治通鉴（第一卷）》的“隋文帝”词条。
一、隋文帝的所作所为，因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
评价一个帝王，国人讲究“文治武功”。“文治”讲治天下的方略和技巧，“武功”则主要讲“打天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可能是一个例外）等杰出帝王相比，隋文帝要显得逊色了许多。隋文帝的天下不是打下来的，而是通过“篡位”获得的。在中国古代皇权制度下，篡权而上位者，历来合法性不高，杨坚亦是如此。甚至比较历史上的篡位者，杨坚也并无特殊优势。清代学者赵翼早就把这种观点表达得很清楚：“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这其实也是从隋唐人就开始的普遍看法。不少研究者都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如吕思勉指出：“自来篡夺之业，必资深望重，大权久在掌握而后克成，而高祖（杨坚）独以资浅望轻获济，此又得国者之一变局矣”。岑仲勉也说：“（杨）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
隋泰陵是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的合葬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咸阳杨陵区五泉镇王上村三畴原上。
为了揭开隋文帝成功之谜，史家花了不少力气对他获得政权的原因进行探讨。最早的观点认为，是杨坚的豪门出身成全了他。杨坚的父亲杨忠自称家族为弘农杨氏，这是当时关中非常著名的门第。据记载，该家族的先祖为楚汉时代把项羽追到乌江边的五员汉将之一，名杨喜，后因功被封赤泉侯，家族自此开始发达。到了东汉时期，杨家出了个名扬天下的大儒杨震，官至太尉，家族的名声更加显赫。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却考证，杨坚并非杨震之后，相反可能是山东寒族，其弘农杨氏的身份应出于伪托。他的考证，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成立。日本学者布目潮沨还进一步考证杨坚家族并非汉族。实际上，杨坚篡位开国，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如前面所述，由于长期分裂和战乱，百姓横遭生灵涂炭之苦，出现了用普遍认可的文化统一国家的强烈渴望。为此，北魏孝文帝已经为推进汉化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北魏是一个胡人政权，人们很难相信它能够担起国家统一的大任。北周宇文氏同样如此。杨坚则与他们不同，有各方之利。首先，杨坚家族是汉族。尽管杨家攀附弘农杨氏血缘本身有疑，但有这一条，就很容易和当时的汉人豪族军团拉近距离。其次，杨家虽为汉族，但杨家五代居于北边胡化之地的武川镇，历史上和胡人有密切联系，其家族具有相当的胡族文化色彩，这又使他容易为胡人所接受。再次，杨家本身就是西魏以来的武人门阀，在北魏孝武帝军系中广有人脉。这个军系的成员，多为北魏汉人官僚或胡族中的洛阳集团。可以说，杨坚恰恰是比较合适的能够把各种不同势力聚集在一起的人选。
陈寅恪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首创“关陇集团说”，得到史家的普遍认可。他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说明了，杨坚能够最后为各种势力所接受，是因为他依托的是一股既继承华夏血脉、又在长期和北方少数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并被接受的势力。它是一个集团，但又是一种融合，而不只是和过去一样的乱世蜂起的若干草头王之一。后来的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后，新一代统治者不可能由没有民族融合的经历与胸怀的汉族世家来担任，同样，纯粹少数族人也不能被广大汉族所接受，因此，只有像杨坚这种起自社会基层，深受少数民族习俗熏陶、既混血又能够冒充中原世族的汉人才能为胡汉双方所接受，脱颖而出。”
总之，回归汉化越来越被认为是摆脱国家混乱状态的出路所在。隋文帝宣称要“依汉魏之旧”，明确依靠以洛阳为基地的胡汉统治集团，回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的发展路子，这是他很快能获得拥戴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杨坚作为汉族和已经被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的汉文化的代表，成功登上历史舞台。
后世也有一些学者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提出质疑，认为关陇集团只存在到隋初，隋文帝时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隋文帝时期对关陇集团的依赖是越来越趋淡化的趋势。这种状况确实存在，它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隋文帝是顺应时代大势而获得成功的。关陇集团在隋文帝夺天下时帮他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但在治国需要更加广泛基础的背景下，关陇本位的用人政策的狭隘性就开始显露出来。隋文帝应势而变，通过起用文臣和江南世族，淡化“关陇集团”的作用，逐步改变“关陇集团”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改变府兵制的胡化性质，恢复府兵汉姓，募百姓入伍等，都是当时非常成功的举措）。这些都加速了“关陇集团”的瓦解和分化，使隋文帝政权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以，和那些因“打天下”而扬名立世的帝王相比，隋文帝同样是一个成功获得天下的有为皇帝。
二、与秦始皇相比较，隋文帝的国家统一有独具特色的丰富内涵
隋朝的统一，是继秦第一次统一中国后的又一次统一。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次真正统一，原因在于，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分封制，周天子名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众多诸侯国各自为政。秦始皇结束了这种国中有国的分封制，也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多年愈演愈烈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真正统一管理意义上的完整国家。皇帝掌管整个国家的土地，采用郡县制，派出的官员执行皇帝的号令，向皇帝负责。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也都统一起来。所以，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自当从秦算起。由此而论，隋朝只是魏晋以来经历三百多年再度分裂后的又一次统一。
但隋朝的统一也绝非秦统一的简单复制，其内涵比之秦统一要丰富得多。秦的统一在吞并燕赵韩魏齐楚六国的基础上形成，这六国都是在诸侯纷争过程中做大的汉族政权。因此，秦的统一主要是汉民族政权的统一。隋则完全不同。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先后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四百多年里彼此争斗又互相融合，特别是在汉族较高文明的影响下被逐步同化。隋文帝的功绩就在于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同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应，隋朝统一后的地理疆域也扩大了许多。
多民族并存共同生活的状况，对如何实现和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和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更高的要求。隋文帝仔细平衡各民族和区域集团之间的利益，强力推行怀柔政策。隋文帝倡导民族平等：与华人错居的南蛮杂类，“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其中有些与汉族通婚的獠户，“居住言语，殆与华不别”。对少数民族，不强行纳入隋朝的统辖之内，强调“以德服之”。坚持以诚相待, 树立威信,促使人心归向。隋文帝注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例如，对有些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专设牧场，配置官员进行管理，对管理中的贪污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他注重教化，以儒家思想影响少数民族进入封建思想规范。对胡人中有才能者，隋文帝一视同仁，和汉人一样重用。隋文帝顺应汉化大趋势，择取了四百多年演变过程中胡汉政权里较为先进的制度，加以融合，进行制度创新。虽说也是经多年演化，属水到渠成，其意义却不容小觑。隋文帝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举措，有许多都成为唐及以后朝代遵行的规范。
隋文帝的怀柔政策，在平陈后的善后安排上体现最为突出。陈降隋后，隋文帝宣布，原陈国境内免去10 年徭役。对陈朝的降臣，隋文帝亲自甄别，除其中奸佞严加惩处外，大量人员被赦免，有的还被重新录用。隋文帝给予陈废主陈叔宝位同三品公卿的待遇，准其祭祀祖先，所需器物一应由国库供给，还经常带亡国旧君出游。《隋书》和《资治通鉴》中都讲过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在有陈后主出席的场合，隋文帝不准奏吴地音乐，以免陈后主触景生情，引起伤感。虽然这些做法都带有浓厚的隋文帝个人色彩，但显然反映出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有着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说高人一筹的理念。
隋文帝的怀柔政策是有效的，赢得了各民族的民心，大大纾解了统一过程中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有相当强的示范效应，引得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和部族纷纷附隋。据记载，从开皇四年到开皇十年短短六年时间里，就有党项、拓跋、吐谷浑、契丹等族前来归附。特别是岭南越族领袖冼夫人率岭南各族归隋，为国家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为后人所景仰。隋文帝还把怀柔政策运用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指导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使隋能较快地摆脱战乱带来的破坏和影响，走上发展轨道。这也是隋朝很快迎来“开皇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隋文帝的制度创新对后世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隋文帝最突出的政绩，是他为帝国运行创建和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解决了政府的基本结构、行政的细节、政府干预的限度等重大问题。这套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和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崔瑞德高度评价这一影响：“隋朝消灭了其前人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影子。”
需要指出，虽然针对的是帝国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但隋政治制度的确立不是重建，不是推倒重来，而是通过改造现行制度，改变其运行方式来提高其效率，具有明显的渐进改革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崔瑞德的评论是中肯的：“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是消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不过，正是由于隋文帝一系列使行政活动法典化和正规化的努力，帝国制度运行的规范得以形成，效率显著改观。尽管隋朝本身是短命的王朝，这并不降低它对于中央集权制帝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隋文帝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建立了内部权力有分工和制衡的国家管理机构，起用专门人才管理国家政务，基本完成了从皇权贵族体制向皇权官僚体制的过渡；地方官改由吏部任命，结束了若干世纪以来任命权分散在州府地方政府手中的状态，从此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恢复了两级地方政府制以代替三级制，并规定标准以使中央政府能决定地方行政单位的规模和性质，及时结束大分裂时期的混乱和弊病；中央政府任命官员，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集团在自己地盘上对官员的控制和特权的维护，使家族世系标准失效，改变了官场的政治生态；等等。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的初创。科举制对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到了中央政府手里，为士人、特别是出身寒庶的士人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为统一后维持强大的管理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转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在评价科举制的作用时，人们往往比较强调科举制的选官标准化和对限制地方势力的作用，而忽略中央一层理念的变化。其实，科举制至少还有两方面的深刻意义：其一，它使统治集团超越在“打天下”者内部选人的习惯和思维定势，开始在全国范围搜罗治国人才。“科举制被用来抵消隋中央政府的“圈内集团”性质，开始在这一巨大帝国的各地任用精英人物。”其二，它把一直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人才选拔逐步改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打开了人才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通道，使非贵族阶层也有上升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正因为科举制的这些作用，这种官吏选用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不断完善，到唐代形成完备的制度，并成为定制，为后面历代王朝所承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达1300年之久。不能否认，科举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使教育偏离方向，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先生为科举而教，学生为科举而学，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完全一致，变成了典型的“应试教育”。特别是越到后来，华而不实、死记硬背、僵化固化等弊端越不可遏制地滋生、泛滥起来，进步色彩逐渐褪去，阻碍进步的一面日益显露。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与此也有脱离不了的干系。但无论如何，科举制仍然是一套对古代中国国家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而隋文帝是这套制度的初创者。
清乾隆年间所立隋文帝泰陵石碑。
四、恰当评价帝王的个人品行与行为风格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本质是皇权专制。皇权至上、皇帝专权，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人治社会。在皇帝专权和人治状态下，帝王本人的品行和行为方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运行质量的重要因素。隋朝也不例外。
隋文帝作为一个成功的、有作为的帝王，个人有不少理念和品行值得称道。他坚守与独孤氏的一夫一妻爱情，在动辄“后宫三千佳丽”的帝王生活模式下极其罕见，格外突出，为后世所称颂。隋文帝的勤政，是帝王中少见的。历史上隋朝留下的文献资料不算多，但关于隋文帝勤政的描述，却细致得栩栩如生，像上朝上到错过午饭时间，奏折批不完带回寝宫批到深夜，经常出巡并亲理百姓的上诉，等等。隋文帝躬行节俭。他的节俭，更是在整个皇权时代都榜上有名。无论衣食住行，隋文帝都力求简朴。平时用餐，只一道荤菜。六宫的衣着，都是经常换洗的旧衣裳。出巡看到百姓吃的豆屑杂糠，他会泪流满面，带回朝廷，传示百官，此后近一年不食酒肉。一个高官进香时用毡袋盛香，显得很奢侈，被隋文帝笞打一顿。
然而，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帝王一身，注定国家难以跳出始盛终衰、兴亡更替的历史循环。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都体现了这个规律的存在。隋朝二世而亡，历时38 年，是仅次于秦的短命王朝。这38年中，隋文帝就占去了23年。这肯定会影响到人们对隋文帝的评价。当然，如何看待隋文帝与隋亡的关系，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和隋朝灭亡存在因果关系。隋亡的种子，在隋文帝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隋文帝和隋朝灭亡并无关系，导致隋亡的是他的儿子隋炀帝。隋炀帝倒行逆施，把好端端一个朝代葬送了。不过无论如何，隋朝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被唐取代，即使只讲后来的隋炀帝杨广是他换定的太子这一点，隋文帝也难辞其咎，更何况还有其他的问题。
修《隋书》的魏征，特别关注隋文帝个人性格和行为的不足和缺陷，认为这些不足和缺陷在隋文帝施政过程中暴露出来，与后来隋的衰落和灭亡有脱不开的干系。如前所述，魏征对隋文帝总的评价很高。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隋文帝的缺失提出严厉、尖刻的批评。他指出，隋文帝“素无学术，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杀；松木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 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亡乱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魏征非常鲜明地表达了隋的“亡乱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的观点。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在皇帝专权状态下，最大的问题和难题是帝王对权力用度的把握。人治社会的本质，给这种把握添加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高度专断的皇权本身是缺乏约束的，特权和滥用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权力会不会滥用到危及统治，很大程度上要靠皇帝本人的素质。我们知道，个人品行与施政主张是两回事。把两者混淆起来，难免用权失度，带来严重的后果。隋文帝是勤政的，值得充分肯定。但把握不好，它的另一面往往是事无巨细，权力无限扩张，用权过滥。
例如，隋文帝不懂得用权的边界。他无限延伸惩罚权，颁布了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弄得百姓人心惶惶。他曾在朝堂上亲手打死过大臣，这在整个皇权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个例。隋文帝在朝堂之上设廷仗制度，动辄用刑，有时一日竟有数次，甚至还会亲自动手。曾有一段时间，由于包括宰相高熲在内的若干高官进谏，廷仗被废除，但不久又被隋文帝恢复，还进而推广到各级官府。
又如，隋文帝节俭。在私生活领域，尤其对一个帝王而言，这是很好的品质。但把它扩大到公权领域，就出现了问题。节俭被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变成了禁欲主义。他对于工商业的抑制，就出于他的节俭理念。在他看来，工商业引导农民离开农本，引导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是不应当鼓励的。这样一来，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客观上受到阻碍，成了国家专制的牺牲品。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隋文帝后期出现的疏远能臣、皇后干政、改立太子等等招致隋发生变故的事件，竟无一不和他缺乏宽容、把节俭理念滥用到政治中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如，隋文帝像推崇佛教一样推崇儒教。“孝”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隋文帝看来，家庭、家族的孝和对国家的忠是相通的。大力倡导孝，必然有利于加强皇权。于是，他极力主张“孝治天下”。乍看上去，这一主张非常符合回归汉化的趋势。但实际上，纯属家庭伦理范畴的“孝”一旦有权力染指，立即变形。“孝”从家族伦理演变为国家伦理，忠于皇权统治变成了绝对义务。在隋文帝的指令下，苏威把儒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进一步具体化，强制灌输，违者处罚。而相应的要求掌握在官员手里，就变成了他们审查各种社会活动的标准。这样，“孝”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工具，取得的实际效果是“百姓嗟怨”。
专制权力过度延伸到其他领域，侵入微观经济乃至家庭、个人道德的范畴，要求它们全部服从于国家意志，导致乱象渐生。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它的脆弱性。一旦在某个方面出现异常（例如隋炀帝的苛捐杂役），就会把这个系统带入危机状态。这也正是隋末发生的情况。诚如韩昇所言，“隋朝因集权而强大，也因集权过度而灭亡。”需要强调的是，很难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隋文帝个人，变成对个人的苛责。不受约束的权力肆意扩张，最后变成压垮自身的不可承受之重，本来就是专制主义制度的通病。隋朝总体上看处于中央集权制国家建构的前期阶段。前面有足够的教训，才会给后来者提供积累。可以说，后来有远见的帝王多主张“无为之治”，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秦、汉、隋在这方面的教训的缘故，是帝王中的佼佼者们集体经验的成果。当然，十分显然，从一千多年的王朝更替看，这一点从来都未从制度上建立根本保障。既然如此，兴亡更替的循环继续不断重复出现，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本文参考于《政治通鉴》第一卷“隋文帝”条目。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