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告密变成国家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大发明。
总体来说，告密制度经历了一个由野蛮向文明，由普罗大众向特定群体变化的过程，了解中国古代告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变迁。
第一个把告密形成制度的人是秦国的商鞅，在公元前356年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其中有一条法律叫做《什伍连坐法》。所谓什伍，是以五户或十户为单位，统一管理。所谓连坐，是要求百姓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户家庭共同定罪。
针对告不告密，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不告密的，所有人连坐腰斩。腰斩是一个很残忍的古代行刑方法，是用大铡刀把人从腰部斩成两半，使人因大量失血而死，因为死亡过程较长，所以非常的痛苦。
第二，如果有人告密，则告密之人有赏，赏金等同于战场上斩杀一名敌军。在秦律中规定，斩杀一名敌军，带回头颅就可以升一级爵，秦军一共设二十级爵。每升一级爵可以由国家赐给一顷田地，随之住宅大小，仆人的数量都会升级。所以告密就等同于升一级爵，可见告密的好处是很大的。
第三，如果敢把违法的人藏起来，如同战场上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因为现存秦律中没有记载投降敌人怎样处置，所以不知道具体的方式，但是推测处罚会非常严重。
以上就是《什伍连坐法》的法律条文，这个法律就把秦人变成极度遵从纪律的工具人。这么严酷的制度为什么能够推行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制度并不是只有罚，还有相应的赏，而且还不是小赏，是重赏。
《什伍连坐法》的实质是为秦国“耕战一体”国策服务的，因为连坐使每一个小团体形成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比如说，战场上有一个人当了逃兵，剩下的十户全部腰斩，所以大家互相监督，谁也跑不了，这样就有效的保证了秦军的战斗力。
于是秦人就变成狼虎之师，秦国就能不断扩张，将从六国掠夺来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下级士兵，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这就是秦国酷法可以存在的基础。
这种制度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但是当秦国变成大一统的国家以后，这种制度就实行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仗打，也就没有军功了，没有军功也就不能进爵了，《什伍连坐法》的基础就崩溃了，变成只有高压统治而没有赏赐的不合理的制度。这也是秦国很快灭亡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推行告密制度的是汉武帝，叫做《告缗令》。缗原指穿铜钱用的绳子，后来就发展成一个度量单位，通常一缗穿一千文铜钱。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连年战争，国家财政出现了困难，汉武帝就决定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因为原本税收就已经很重了，所以商人大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想方设法瞒报财产。
于是汉武帝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下令告缗，发动天下人告发偷税者，告密的人可以得到重赏。赏多少呢？政府抄家之后可以给告密者分一半的财产。在这种重赏之下全国人民争相告密，史书记载政府抄家，得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同时政府也没收了大量土地。
《告缗令》与《连坐法》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连坐法》针对的是所有老百姓，而《告缗令》的范围要小一些，《告缗令》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但是《告缗令》产生了非常不好的社会效果，告缗的本质是国家依靠暴力工具对私人财富的一次掠夺，是一次社会财富大清洗。从此以后武帝朝就没有中产阶级了，也就影响了其后的税收，抄家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寅吃卯粮。所以到了汉武帝中后期，社会上流民大量增加，社会矛盾也骤然尖锐。
第三个推行告密制度的是唐代的武则天，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建立了一个《投匦制度》，所谓“匦”是指一种匣子。铜匦，是由武则天命人制造的铜匣子，类似于检举箱。铜匦分青、丹、白、黑四种不同的颜色，前三个分为养民劝农、议论时政、陈诉冤屈，第四个黑匦最重要，主要是针对官员有异心、有叛变行为的告密箱。
铜匦的背景产生在唐高宗李治去世以后，武则天政权并不稳固的时期。她是女主临朝，有很多李氏王族希望推翻她的统治，武则天又处在门阀世家势力异常强大的时代，因为主弱臣强，君主统治地位明显遭到威胁，所以才会采用这样一种极端的告密制度。
投匦制的本质是先确立敌人，然后利用铜匦来罗织罪名，起到大造冤狱，铲除异已的作用。由于武则天对告密之人实行有错不究，有功则赏的态度，这是彻头彻尾的鼓励告密，于是天下告密之风大起。
《投匦制》比起《告缗令》针对的人群又小了一些，主要是针对有异心的朝野政敌和在中国超过五百年之久的门阀世家。投匦制的目的只是巩固皇权，消除异己，一旦武则天牢牢把握住王朝权利，投匦制度就慢慢的取消了。
第四个推行告密制度的是清代的雍正皇帝，《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晚期，但是完备于雍正朝。所谓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特质的纸上，装入皮匣中呈奏皇帝。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折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雍正采取的《密折制度》，允许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还有一些心腹大臣，可能级别不够四品官，比如江南的三大织造，只是正五品的官员，但是也被特许向皇帝上密折。
密折的内容可以无所不包，除了鼓励给其他官员打小报告以外，像天气、民情，包括向圣上请安都可以写密折。据统计，在雍正朝，大约有一千两百个官员有权向皇帝上密折，光是这些官员的密折就够皇帝看个不停的，所以雍正又被称为史上最勤劳的皇帝，一大半也是他自找的。
《密折制度》针对的人群比《投匦制》又少了一些，主要是针对王朝各级官员的，它的实质是让各级官员相互监督，使组织系统黑箱化，密折的实行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是驾驭官员的统治术。
以上就是中国历史上四次将告密制度化的政策，有人会问，那像东厂、锦衣卫这些不也是打小报告的机构吗？这些可以归类为特务组织，并不是规章制度，如果讲到特务组织演变史，可以讲一讲，但是不在今天的主题范围里。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什伍连坐法》针对的是广大民众，核心目的在于将农民的生活限制在耕田和打仗这两件事上。实施的手段是大赏大罚，赏是升一级爵，罚是连坐腰斩。这种法律更多的可以看成一种战时的临时法律，一旦战争结束了，这种不人性的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注定会失败。
《告缗令》针对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在当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商人，核心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实施的手段是大赏大罚，罚是被告者抄家，赏是分告密者一半财产。但是汉朝人不了解，资本并不完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不理解只有做大做强中产阶级国家才能富强，所以才会出现国家与民争利的现象，也就注定会失败。
《投匦制》针对的人群又小了一点，主要是政敌与门阀家族，核心是打击异己，保证皇权。实施的手段是对告密人有错不究，有功则赏。一旦皇权巩固了，这种制度就废除了。
《密折制度》针对的人群最小，就是各级官员，核心是为了帮助皇帝更有效的统治。实施手段是密折，赏罚不一定，全看皇帝心情。最终密折制更像是一种统治术，而不是行政制度了。
总的来说，告密者的心思趋于卑劣、猥琐，告密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一件事。那么，是因为人性不断向善，从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告密史由野蛮向文明转化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文明之光，更多的是封建王朝对底层百姓的控制力不断减弱，但是专制集权程度却又不断加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