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季的一天晚上11点钟，中国西北戈壁滩导弹试验基地，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的宿舍说：“我们专家组都要撤走了，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那么，苏联援华专家对华感情如何？在中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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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新中国建设，苏联好多专家将前来援华。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苏，斯大林说，派往中国的专家薪资待遇，就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标准来设定，其余的差额部分，由苏联政府来补贴。
刘少奇回国后，就将苏联专家的月薪规定为每人每月2500斤小米，而且还对食堂的价格进行了规定，为他们设立了特别的商店。
到了1949年末至1950年初，伟人访苏之际，中国方面提出要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特别在提到重新签订中长铁路等新协定的时候，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要求中国要向苏联专家支付工资之外，还要向苏联专家原来所在的单位支付补偿金，按照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的标准交给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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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相当于每人每月是1000斤-18000斤小米。要知道，当时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每人每月才3400斤小米，部长2800斤小米。
对此，中国方面就提出说，能不能以商品或者食品的方式来支付这笔补偿金。苏联方面不同意，坚持要以外汇的形式来进行支付。
在此后双方的谈判当中，虽然苏联方面下调了补偿金的标准，由1500下降到3000卢布，但是，苏联依然坚持要以卢布的方式来进行支付，将这种标准也扩展到军人身上，也就是说军士也要按照低等级专家水平来支付补偿金，也就是每月1500卢布，对于普通士兵也要求支付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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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就指出说，在华的苏联顾问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军士，而且这些人在苏联国内的工资也才500到600卢布，所以就不同意将专家的补偿金标准扩展到一些军士身上，考虑到当时中国财政的情况，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
但是，苏联方面仍然坚持他们的要求。
毕竟是求人家办事，所以此时中国也开始考虑要答应这些条件。
这个时候苏联领导人也考虑了中方的意见，最终决定还是下调了对军士的补偿金，也就是下调到1000卢布/月。同时，也同意在华专家的这些工资用中国货币来支付，就按照中国同等级专家的工资标准支付就行，但是对于每月的补偿金，依然是按照1500到3000卢布的标准向苏联政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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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支付这笔费用也是理所应当，但是要支付这么高额的外汇补偿金，对于当时中国的财政来讲，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
总体来说，中国为了聘请苏联专家，所需支付的费用主要有三方面：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生活补贴，向苏联专家原来的工作单位支付补偿金。
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按照协定的标准，按照中国同等级专家的工资标准来支付，但事实上又远比中国同等级专家的工资标准要高。按照当时工作分值的计算方法来看，当时苏联专家的最高分值2900分，最低的一般技术员也有1500分，当时中国的部长也才2260分，一级工程师也才13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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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们远比中国的同等级专家工资水平要高，而且高很多。
中国人员除了高级干部以外，工资包含了所有开销，但是苏联专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生活补贴。
实际的开销是难以计算的，比如说，公安部的30多名苏联顾问原来都住在原恭王府的院内，每人都有一个专车，一个翻译，每人都有一个独栋住宅，而且还有四到五名警卫，24小时把守。
以上的数据表明，在华的苏联专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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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仅聘请行政顾问和苏联专家的费用开支，就达到了2亿1140万卢布，当时中国首次向苏联的贷款也才12亿卢布，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聘请了苏联专家了，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所以，周总理一开始就指出，尽量少聘请苏联专家，自己人能干的事情，就不要聘请苏联专家。
1957年后，中国采取少而精的原则聘请苏联专家。
聘请苏联专家所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也并非完全苏联方面的要求，比如中国方面是主动提高了苏联专家的工资，这已经超过了协定的标准，但这也好理解，因为毕竟想表达待客之道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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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不可取的是，有一些官员讲究排场，铺张浪费，为专家举行宴会，赠送礼品，而且还增加额外的不必要的补贴。
有些单位甚至每天都为专家举行宴会，有时候请一个人，就二三十人作陪。有些专家出差的时候，中方陪同人员有一大堆，有些苏联专家自己把它戏称为游行队伍，有些做法苏联人自己都看不过去，比如天津音乐学院和南开大学，邀请苏联专家一起游览泰山，途中下了雨，中方人员就劝说专家坐人力轿子去泰山，然后自己也坐着轿子陪同。
中国对于苏联专家的照顾，也是非常周到的，除了他们可以享受中国的统一的节假日以外，像苏联的红军节，斯大林宪法日，以及十月革命节，他们都可以放假都可以享受。而且每年的国庆节，各地的负责人要统一宴请当地的苏联专家一次，春节，各单位的负责人都要宴请各部门的苏联专家一次，而且国庆节和春节都要向苏联专家本人及其子女赠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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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专家在休假和医疗费用，都是由中国方面来支付，包括其家属。总之，当时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招待苏联专家的制度，而且要求每半年进行一次总结检查，就是要克服对苏联专家不友好，不礼貌，照顾不周的缺点。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出现摩擦，所以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的情绪，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以前在一些工作上，与苏联专家产生了分歧，都是协商解决，现在有些人员认为苏联专家在故意捣乱。
如果要对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做一个总体评价的话，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后来都表示，对于在中国的工作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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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比如大连造船厂的苏联专家，在撤退之前，他们并没有按照要求，把正在生产的导弹潜艇和反潜护卫艇，这些图纸和材料带走，而是让中国尽量地抄写，尽量记住，而能记多少记多少，能留多少就多少，他们自己也表示，其实他们不希望就这么把这些图纸和资料都带走。
在海军工作的很多苏联顾问，有一些都是战斗英雄，在离开之前都流下了眼泪，而且有些人在上了火车之后，还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了中方人员，这个小纸团就是当时中方人员向他索要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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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季的一天晚上，西北戈壁滩中导弹试验基地，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我们专家组都要撤走了，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做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
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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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对于聘请苏联专家确实是带着极大诚意的，也付出了很多，而且苏联专家总体上对于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也是非常满意的，即使在最后接到撤退通知的时候，他们依然愿意违背上级的要求，把图纸和资料能够留下来。
这也充分说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是值得信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