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塘会议与车桥战斗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自一九四二年底移驻淮南二师地区盯胎黄花塘之后，我苏中、苏北等战略区与他们的联系就比较困难了。
盱眙位于洪泽湖西南，山区和丘陵区约占整个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境内河岔纵横，又有洪泽湖作为依托，易守难攻。三国时期，袁术曾以此作为他的根据地。华中局和军部驻在黄花塘，只要在东南方向设置一定的兵力防守，敌军的“扫荡”就很难深入到这一带。
我们去黄花塘，要经过敌伪的大运河封锁线，经高良涧，渡淮河，才能进入根据地。一路上敌伪的据点、岗楼星罗棋布，穿插过去相当危险。军部和我苏中、苏北等战略区的联络主要是靠电台或开会。
当年，我曾去盯胎黄花塘三四次。
一次是财经会议，我带了朱毅等财经工作负责人去参加，骑了马，黑夜行军，过封锁线时非常紧张。
我们到黄花塘，正好有我的老同学薛暮桥在那里搞经济工作。战争环境，相聚不易。他利用会议的间隙，陪我到附近几个地方走走看看。军政治部驻在军部东南的大王庄、小王庄，距黄花塘约二三里路;供给部和卫生部驻常庄，离得也不远;军部特务团驻岗村，面对着敌占区的方向，犹如军部的屏障。还有一些单位均分布在军部周围的一些小村庄里。
薛暮桥对我说，这些地方以往是罗炳辉二师机关的驻地，让给华中局和军部后，罗的师直属机关移到别处去了。
此后，我随粟裕、钟期光去黄花塘开了一次会，时间大概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那次会议，几个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如黄克诚、彭雪枫、邓子恢、谭震林、曾希圣等都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罗荣桓从山东来华中治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是初次见到罗荣桓。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潘汉年、彭康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件。陈毅、罗荣桓等在会上作了辅导报告。那时整风运动在华中尚未开始，主要是在各战略区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思想“务务虚”。
此后，陈毅奉中央之命去了延安。对于军长离开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许多同志都觉得很奇怪。华中敌后的局势正进入抗战以来最严重、最艰苦的时期，斗争正需要象陈毅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的时刻，他怎么能离开呢?
新四军重建军部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明令宣布，由邓子恢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政治部机关还未建立，邓子恢仍在江北指挥部，没有到职，后来他到彭雪枫那里担任四师政委。饶漱石正好从皖南突围出来，经过苏中，住了半个多月，帮助苏中工作。到了盐阜，然后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去延安后，饶代政委。一九四0年十一月，中央任命谭震林任军政治部主任，刚到任，又调二师任政委。这样，饶漱石又兼了政治部主任。他与陈毅合不来，对陈的豪爽直言看不惯，说他是知识分子意识作怪。
一九四三年年底时，华中局和军部通知各战略区负责人到黄花塘开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电报中没有告诉我们。区党委经过研究，粟裕叫陈王显和我二人去参加会议。
我们带了精干的参谋人员和一个加强排的警卫部队出发。其时，正值日军在两淮大“扫荡”。我们原定路线是从盐城附近向西，后发现情况变化，不得不转到盐阜以东的海边上。那里的老百姓历来很苦，加上灾荒，没有吃的。我们带的粮食吃光了，到老百姓家里商量，请他们弄点吃的，我们给钱。
老百姓说:“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啊。”
他们将石磨磨盘上的残屑给我看，我闻闻有一股草青味，问是什么东西。
他们告诉我是盐篙子。我们花钱匀了一点煮汤吃，一天吃两顿稀汤，很难下咽。但我们还是坚持下去。陈丕显经过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吃过许多苦，吃盐篙子他也并不觉得怎样。我过去七年铁窗生涯，什么苦都挨过去了，还怕这点小困难?战士们见我二人都吃，他们跟着吃，没有一句怨言。一天两顿，每顿半碗，在海边蹲了三天。
粮食问题，是根据地的命脉问题。在苏中地区感不到这问题的严重，到这里就感到十分严重了。这个问题，不论今夭抗日根据地，还是将来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必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明初泰州张自诚就带了盐阜地区的灾民造反，他一直打过长江，在苏州自称齐王的。明末李闯王也是领导灾民造反的。这些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数天后，敌人“扫荡”的部队已经过去了，我们立即向西。老百姓的生活好些，有米吃了，沿途还有我军的兵站。
我们从盐阜穿插到淮宝。因华中局的电报限我们按时到达，急得很，所以日夜兼程，连战马都跑累了。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却赶得浑身是汗。我们到了平桥附近，夜渡大运河，离敌人据点只里把路，敌人的枪能打到我们，探照灯也可以照到我们。为了抢时间，决定用武装掩护强渡，过了河就有隐蔽之处。
天很冷，船小，我们人过去了，马不好办，我们决定让马泅渡。我们的马很好，泅水过河，一连过了三条河，马冻得直发抖，鬃毛上都结了冰。
我们连夜过高良涧去黄花塘，还是按时到达了。
这次会议，各战略区的负责人到会的有金明等七八人。而黄克诚、邓子恢、谭震林等都没有去，去的都是战略区第二把手。
黄花塘我曾去了几次，已比较熟悉。会议就在饶漱石住的屋子里开的。两张方桌并在一起就作会场。饶坐在一头的左侧，张云逸坐在顶头上。
张云逸说:请各地负责同志来开个会，主要是要讲清一个问题。饶便将他准备好的稿子递到张面前，请张念。
这次会议，向我们突然宣布说“陈毅同志过去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因而“不适宜再在军部继续工作，调去延安了”。一共讲了八条，大多是过去在江西时的事情，是真是假，我一点不知道。
会议结束时，饶指示我们回去后要向分区、地委、行署负责人传达。
在会上，我和陈丕显均未发表意见。我从认识陈毅以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平时闲谈中，我深感他对毛泽东是十分推崇的。
在领导开辟和发展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完全吻合的。说他“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怎么可能?
散会后，我悄悄地问陈丕显:“你在中央苏区就认识陈军长了，会上宣布的那些事情，你听说过吗?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知道。”陈丕显也闷闷地说。
离开会场，我去看望刘炎、彭康等，这几位都是经过多年苏区或白区斗争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党性很强，但经历复杂，有过这样那样的曲折。见面时只是谈谈一般情况，不涉及有关陈毅的问题。
然而，彭康送我出来时，我低声问他:“陈军长有什么问题?”
他未等我往下说，就用眼神制止了我，只是叹了口气。
彭康是我同过患难的老战友，看他的表情，我心里大致有底了。张云逸是好同志，陈毅走后由他代军长，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指挥上了，对陈毅在江西的情况并不了解。
我思索着，猜测着。会议结束后，我信步走到庄子东头一座小楼前。陈军长在离开黄花塘时，就住在这所楼中。我几次来，都到这座小楼来看望他，那时，小楼内外生机盎然，而现在却是寂静无声，似乎无人住着。真是人去楼空啊!我的心里不禁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思念之情。在五年的艰苦斗争中，我从陈毅身上学到了很多高贵的品质。他教育和鼓舞着我进行艰苦的斗争。就是在以后我被诬陷时，仍能记得他的教导:“要放得下，提得起”，“要能想、吃得苦”，“志如钢，心如铁”等等。
陈丕显和我回到苏中后，我们向粟裕汇报了会议的情况。
粟裕听了双眉紧锁，沉重地说:“这些事真假难辨。我听到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陈军长的为人，我们都是很了解的。如今既没有中央文件，又没有证据。这件事我们三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传达。”
陈丕显和我都很赞成。此事就没有向下传达。后来我打听了一下，苏北黄克诚也叫金明不要向下传达。我因此联想到一个地区的工作，主要负责人的把关很重要。重大的事情，必须多开动脑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传达的中央的大政方针，一定要认真传达贯彻。对党不利的个人事，不应该传达的，就不要传达。我深感粟裕、黄克诚在这件事情上把关把得好。他们这样决定是对的。我很钦佩。
冬去春来。一九四四年的早春，苏中大地上的残雪融尽，田野里又长出嫩绿的麦苗。反“清乡”的胜利，带来了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广大军民的情绪高涨，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更强了。敌伪军进一步收缩，伪军小股反正和投诚的越来越多。我党我军在包括中上层士绅在内的各阶层广大群众心目中威望更高了。
为了迎接大反攻的形势更快到来，区党委研究决定春节前后召开五届区党委扩大会议，地点在三仓河。
三仓河是我苏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形势已相当稳定。此时，家家户户正忙着蒸年糕，扎花灯，杀猪宰羊，热热闹闹。几个分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来到区党委驻地，个个眉宇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兴奋的神色。我们见面时，拉手的拉手，拍肩膀的拍肩膀，拥抱的拥抱，说啊、笑啊;问长问短，高兴极了。新年，新形势，新胜利，给这次扩大会议增添了一股欢乐气氛。
粟裕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报告中首先充分肯定了全区党政军民一年多来在反“清乡”、反“扫荡”、反屯垦斗争中的巨大成绩。他说:我们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华中局的各项指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利用日伪之间的各种矛盾，坚持斗争，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在最艰苦、最复杂、最激烈的斗争中，不仅坚持了原有的阵地，保持和积蓄了有生力量，而且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接着，他着重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
他说:苏联红军老大哥已快将德国法西斯赶出苏联国境，美军已在太平洋发起强大的反攻，在我们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大批老兵已被抽调去对付英美，补充的新兵不少还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战斗力和士气都大大下降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已成为定局。最后，他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我们苏中党政军民的新任务是要在“更顽强的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的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指引下，一方面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广泛的对敌攻势，更沉重地打击日伪，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和最后战胜敌人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会上表彰了一批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英雄模范，并决定苏中区进行全面整风运动。
粟裕说:目前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地区，以便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象现在这样，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这对整风、训练干部、整训部队、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
陈王显拨了一下火盆中的木炭，抬起头来说:“是呀，我们连办一个党校的地方也没有呀!”
叶飞和我们不少与会的同志都认为:为了进一步改善苏中斗争局面，扩大我军的机动范围，为干部整风和部队整训提供安定环境，我军必须主动寻找一切有利战机，发动一次新的战役。
粟裕一边倾听着大家的意见，一边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实际上他已经过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他引而不发，是希望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他就着木炭火盆暖了暖手，走到军用地图前，拉开布W-，指着淮安以东的车桥、曹甸位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大仗!”说了这句话，他目光扫视了我们一下，等着大家发表意见。
车桥、曹甸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那里原系韩德勤在黄桥之役战败后的偏安之地。一年前，日军大“扫荡”，围攻曹甸、车桥，韩万分危急。我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主力部队出于团结抗日之民族大义，毅然出兵支援，以解韩德勤之危。韩德勤慑于日军的“扫荡”，已成惊弓之鸟，得到我军支援后，即丢弃车桥、曹甸阵地，仓惶突围西去。车桥、曹甸遂为日军所占领。接着，日伪在径河、曹甸、车桥、径口一带，广筑深沟高垒，设兵驻守，并连接其沙沟、兴化等据点，意在分割我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切断我苏中一、二分区之联系。
我端详着地图，揣摩着粟裕的意图。如果我们打下了车桥、曹甸，则就可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联成一片，这样我们干部集中整风和部队集中整训就有了安稳的环境。而且打下车桥后，运河线上如平桥等不少敌伪据点也必然能相继收复，对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是很有利的。我望望粟裕，心想:这着棋下得妙!
叶飞、陈丕显等都一致同意打车桥。
粟说:“车桥、曹甸是敌六十四师团和六十五师团的结合部。两个师团分属于不同的领导体系，六十四师团属于华中派遣军序列，六十五师团属于华北派遣军序列，两部之间配合差，对我很有利。我们可以楔入其结合部，然后扩大战果，胜利是有把握的。”他接着说:“打开了这块地方，我们的机关、学校大部可以搬到那边去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打车桥。
区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接着又召开团以上千部会议，经过充分的酝酿，反复的研究，制订了车桥战役的作战计划。粟裕提议，这次战斗由叶飞、刘先胜负责指挥。我主力动用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和一师教导团、四分区特务团共五个主力团，加上泰县、江都、高邮独立团各一个营，三分区特务营等地方兵团。战法是攻坚打援，两者并重。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各团按照作战部署预定的时间，到达各自的进攻地点。战斗从三月五日发起，经过二十小时激战，七团即夺取了日伪在车桥的全部碉堡五十三座。日伪先后从淮阴、淮安等地出动的四次增援，均遭到我一团、泰县独立团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一个临时纵队阻歼于卢家滩。其间还发生了一段惊险的插曲，那天晚上，二百余名敌人在夜幕掩护下，涉过卢家滩一侧几百米的沼泽，企图从我防御地段边上迁回过去，奔向车桥。
敌人已进至离叶飞的指挥所不远，正好被团部回去的一团政委曾如清发现，急忙调集部队予以消灭。与此同时，三师七旅部队攻克了朱圩子据点，策应了一师部队攻坚打援，保障了北边的安全。尔后又乘胜扩大战果。是役，共歼灭日军三百八十余人(其中三泽大队长被击毙，山本一三中44以下二十四人被活捉)，伪军四百八十余人大部被俘。我军收复了车桥、曹甸、径口、蛤拖沟、马蚁甸等据点十二处。
车桥战斗是抗战以来华中地区歼日军最多的一次，俘虏日军也最多。是“苏中六年抗战以来的创举”。这说明一师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既能打攻坚战，又能打运动战。
车桥大捷，振奋人心。可是，却遭到饶漱石的反对。他发电报来，对粟裕、叶飞批评说，“过早暴露力量”，“会引起敌报复”。他命令粟裕和叶飞检讨。粟没有理睬他，以后也就算了。
党中央和军委肯定了车桥战斗这一辉煌的胜利。新华社从延安向全国播发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等消息。实践也充分证明，害怕“暴露力量”、“会引起敌报复”等错误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车桥大捷后，敌人由于兵力不足，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并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我军则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也证实了粟裕等对形势的分析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陈毅特地从延安发来了嘉奖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