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荀子和孙卿子当作一个人来探讨，其实不妥。从名字和履历来看，荀子和孙卿子应是两个人，孙卿子早于荀子，是老师，荀子、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弟子。与此相关的是，对孙卿子和荀卿子的生卒年也要分别探讨，并且，《荀子》一书，应改回《孙卿子》。
关键词：荀子；孙卿子；《荀子》；《孙卿子》；
刊发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2年第2期.
随着传统文化反思的深入，荀子研究已成了学术界近些年来的热点之一，出了不少专著，介绍了不少港台和国外的研究动态，但有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即荀子到底是孙卿子、还是荀卿子；荀卿子或孙卿子的大致生卒年代；该书应叫《荀子》、还是《孙卿子》科学？这里我们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关于“荀子为荀卿还是孙卿”的讨论献疑
在先秦，准确地说，即《荀子》一书，荀卿子和孙卿子是分别称谓的，如《荀子·强国篇》说：“荀卿子说齐相曰”，“应侯问孙卿子曰”。关于荀子是叫荀卿还是孙卿的争论，是肇始于西汉，延续到今天。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先用荀卿来称谓荀卿子和孙卿子，如，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据撫《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在《史记·李斯列传》中，两次提到李斯与荀卿的事迹及言论；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荀卿与孙卿是一个人，该人就是荀卿，并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之后，在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争执首次出现：谈到荀子时，有人称孙卿，如《盐铁论·论儒》说，“孙卿适楚”；有人称郇(荀)卿，如《盐铁论·毁学》说“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是后，刘向校书时认为，司马迁的“荀卿”说不妥。于是，他把该书定为《孙卿新书》，并在《别录》中说：“孙卿，赵人，名况。”即认为孙卿名叫孙况。
进入东汉，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从刘向说，认为《孙卿新书》可简称《孙卿子》，并说孙卿“名况”。刘向、班固的说法得到了《风俗通义》的认可，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篇》中用的就是“孙况”说。然而，王充在《论衡》中，既有“孙卿”说，如《论衡·本性》说，“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也有“荀卿”说，如《论衡·对作》说，“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由于《论衡》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又出现了歧义，于是“孙卿”说和“荀卿”说的争端再起。
到了唐代，为了弥合“荀子是荀卿、还是孙卿”的争论，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认为：荀子就是荀卿；孙卿之说，是因避汉宣帝刘询的“讳”而改的，并且把刘向的“孙况”说，改成了“荀况”说。如，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荀卿”下“索引”说：“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荀卿”下“索引”说：“荀况”。是后，颜师古注《汉书》，在《孙卿子》下“注”说：“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杨惊在给《孙卿新书》作注时，从司马贞的说法，径直把《孙卿新书》改成了《荀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荀子》一书的由来。
到了清代，“考据学”兴起，于是弥合“孙卿”说和“荀卿”说的考证不断。如，胡元仪在《郇卿别传》提出：“郇也孙也皆氏也。战国之末，宗法废绝，姓氏混一。故人有两姓并称者，实皆古之氏也。如陈完奔齐，《史记》称田完；陈恒见《论语》，《史记》作田常；陈仲子见《孟子》，郇卿书陈仲田仲互见；田骈见郇卿书，《吕览》作陈骈。陈、田皆氏，故两称之。推之荆卿之称庆卿，亦是类耳。”[1]就是说，他认为，孙、荀为两姓氏，就像陈氏改为田氏、荆氏改为庆氏一样。
对此，清崔述批评说：“《左传》称陈文子、陈桓子、陈乞、陈恒、陈逆、陈豹，《论语》亦称陈文子、陈成子，皆未尝改为田。非但春秋之世而已，孟子书亦称陈贾、陈仲子，是战国之世犹未尝改也。安在有改陈为田之事哉！盖陈之与田，古本同音……盖由战国之世竞以力争，继以秦焚《诗》、《书》，文学遂多失传。秦汉之际，人皆习称为田，遂误以为其先之所改耳。”[2]即，崔述认为，陈、田并非两姓氏，不存在陈改田之事，只是因为陈、田音相同，所以陈音误转为田。
清王先谦也在《考证上》说：“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同不讳嫌名，且如《后汉书》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讵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该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骜也。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为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比，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3]就是说，王先谦不仅对司马贞的“避讳”说作了进一步地批评，还对崔述的“音同误转”说作了修正，提出了“音同语移”问题，即“口音”说。
今人廖名春也不同意“避讳”说，说：“因为汉代不讳嫌名，而‘询’之与‘荀’，刚好是字形、意义不同而仅读音相同的所谓嫌名。由此可见，唐人避讳说并不可信”；认为王先谦的“口音”说合乎道理，说：“《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者，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司马贞《索隐》说：‘荆、庆声相近，故随所在国而异号耳。’荆、庆并非两姓，只是因为燕、卫两地方音不同，故有不同读音。”但他不赞同胡元仪的“孙、荀两氏”说，提出：“孙、荀完全是一姓的同音通假……荀子应该姓孙而不应姓荀。”[4]
我们认为，司马贞的“避讳”说根据的确不充分，但“口音”说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前引《荀子·强国篇》说“荀卿子说齐相曰”，“应侯问孙卿子曰”，这里就不存在“口音”问题。因为该文同出一人之手，一人之口，用“口音”说无法解释。而且，《荀子·强国篇》“荀、孙并举”，也是对司马贞“避讳”的最有力的否定。因为“避讳”要一“避”到底，统统“避讳”，不能有的地方“避讳”，有的地方“不避讳”。这里既然避“荀”字，“荀”要改孙，为什么《强国篇》还有“荀”字？显然说不通。然而，对《强国篇》的例子，王先谦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廖名春虽注意到了，但却采取了模糊的做法，说：“从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除《史记》外，其它文献多作‘孙’，鲜作‘荀’。特别是《荀子》一书，都称‘孙’，这即使不全是荀子亲手所写，至少也当是荀子弟子所记，他们的记载较司马迁说应更可靠。韩非为荀子学生，其著作《韩非子》称其师之姓氏也为‘孙’，这与《荀子》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好，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时代先后、数量的多寡也好，‘孙’都应该为本姓。”[5]不过，他只在“都称‘孙’”处，加了个注释，说：“唯《强国》有‘荀卿子见齐相曰’一句‘孙’作‘荀’”。[6]这一做法不妥。要知道，只要有一个能否定“口音”说的例子，就不能用“口音”说解释为什么“荀卿”又称“孙卿”的问题，“口音”说就不能成立！与此相关，廖名春关于“孙、荀完全是一姓的同音通假”也就没了根据，无法成立。
二、“荀子生卒大致年代”的讨论献疑
关于荀子的大致生卒年代，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这里仅以胡适、王子正、廖名春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为例来讨论。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公元前“(265至260)荀卿年五十游齐”，公元前“(230左右)死于兰陵。”[7]就是说，胡适认为，荀子的生年约为前315年之后，卒年为230年左右。胡先生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他的主要依据是《史记》，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不过，胡适认为：“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其中括号部分是“错简”，该段应移入上文；另外，“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断句也不妥，“齐襄王时”四字应连上文，整段文字是“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里，“而”字是“状时的词”。由此，他认为荀子游齐在“齐襄王之后”，即齐王建时期。[8]从胡适说者，如日本的泷川龟太郎。
对此，台湾王子正在《荀子生卒年推估》一文中认为不妥。关于荀子生年，王先生认为：“荀子游齐时间”，“在当齐滑王末季，约齐灭宋前后(约齐滑王三十八年前后)为是。”[9]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主要根据是《盐铁论》。他说：“桓宽《盐铁论》论儒称：‘及潺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可证明荀卿在齐滑王时已在齐国。”[10]王先生还认为：龙宇纯在《荀子论集》中认为，“‘而’字为转折词，犹言‘于是’，承接‘田骈之属已死’而用之。……胡氏、泷川氏之论，当不足以採信。”[11]就是说，他认为，荀子生年约为公元前335年左右。
对荀子卒年，王子正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38年之后，但没说具体时间。不过，王先生补充说：“荀子兰陵被废时(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三八年)至少已九十六岁矣。佐以战国之世，百岁即为上寿。复衡之史迁、刘向之称，荀子于兰陵令被废后‘著书数万言而卒’一说。以近百岁之老者，著书数万言，必也非短时可成。……然荀子享上寿(百岁或近百岁)，应是可信。”[12]但是，王子正否认《韩非子》关于“孙卿游燕”和《史记》关于“荀卿见到李斯任相”等记载的可信性，说：“《韩非子》难三篇之记载，已证明荀子在早年曾游燕，且在燕崭露头角。若是在襄王五年后始游齐，准以推估，则荀卿游燕时，其年龄当在一十四、五岁时。是则荀子虽有秀才，以一十四、五岁之童子，岂能拥有与子之相抗礼之声望”；[13]“荀子卒于李斯任秦相后之说，实难服人”。[14]
廖名春则既不同意胡适的说法，也不同意王子正的说法。关于荀子生年，廖先生认为：“将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具体时间定在齐闵王十五年，即公元前286年最好。这样，荀子就生于公元前336年。”[15]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公元前316年，荀子才二十岁，就已经在燕国从事政治活动了。《韩非子·难三》记载：‘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这就告诉我们，早在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子之时荀子就来到燕国了。……史家大多不信荀子曾游说过燕王哙，其理由是欠充分的。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所记载的有关其师的事迹，是很难不信的。”[16]即，廖名春肯定《韩非子》关于“孙卿游燕”说是可信的，并明确指出：“孙卿游燕”是“游说”，即政治活动；不是“游学”，即学术活动。王子正把“孙卿游燕”理解成了“游学”显然不妥。
关于荀子卒年，廖名春说：“我们假设荀子在春申君死后又活了两年，即至公元前236年才辞世，那么，在这两年里，他既见到了李斯相秦，也在兰陵写下了《成相》等著作。其年寿高达一百岁。”[17]他论证说：“反映荀子生平事迹最晚的一条史料是《盐铁论·毁学》篇的记载：‘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人多以为此说不可信”，因为李斯相秦，“在公元前219年至213年间，如果荀子生于前336年的话，那么他见到李斯相秦而为之不食，至少就得有一百一十七岁以上，自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史记·李斯列传》又记载了李斯被杀前在狱中曾上书给二世皇帝，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这是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之事。……本传先前说：‘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这是说秦始皇二十几年称始皇帝时，李斯就任丞相了。但《秦始皇本纪》又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前219年)立琅邪石刻，上书‘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这是说秦始皇二十八年时，李斯还与二十六年一样，仍为卿，即廷尉。本纪和列传的这几处记载，不无矛盾。我们认为，李斯为丞相，确实是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石以后事，本纪记载不误。但李斯在秦始皇时代，早在他未当丞相，还是为卿时，就主持朝政，‘人臣无二’，实际上已充当了丞相的角色，这恐怕也是事实。李斯将其为‘假相’，任丞相的时间加在一起，故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如以此为据，从李斯下狱上书上推三十年，那么李斯相秦当在前237年左右，正是秦免除吕不韦相职，也是荀子废居兰陵之时。所以，《盐铁论》的记载，是不能轻易否定的。”[18]即，廖名春还肯定《史记》、《盐铁论》关于“荀子见到李斯任相”说也是可信的。
我们认为：发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错简、句读不妥以及荀子在齐王建时期曾“游学齐国”，是胡适“荀子生卒年”研究的三大贡献，但对荀子生卒年的具体说法不妥。提出“荀子在齐澹王末季”即在“齐国游学”，是王子正荀子生卒年研究的一大贡献，但他对荀子生卒年的具体说法也欠妥。因为胡适与王子正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就是否认《韩非子》关于“荀子游燕”和《史记》、《盐铁论》关于“荀子见到李斯任相”等记载的可信性。肯定《韩非子》关于“荀子游燕”和《史记》、《盐铁论》关于“荀子见到李斯任相”等记载的可信性，是廖名春荀子生卒年研究的两大贡献，但他对“荀子见到李斯任相”的论证不科学。必须指出：李斯任相，时间是前219年之后，此前没有“假相”之说；而且，李斯一直是左丞相，至死没当过右丞相，右丞相当时是冯去疾；[19]尤其是，不要忘了，“人臣无二”，前面有“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一语，该段话合起来的意思是，李斯任相后，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才“人臣无二”的，不是说他任相前就“人臣无二”了！更主要的，是荀子看到：李斯当上左丞相，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后，便专横跋扈，权力超过了右丞相，将来没有好下场，故此才“谓之不食”。由此，廖名春对荀子卒年的推估亦不妥。
三、“荀子是孙卿还是荀卿”之症结：孙卿和荀卿应是两人，不是一人
荀子到底是孙卿还是荀卿，为什么学术界争执了两千年没有结果？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把孙卿和荀卿当成了一个人!所有史料表明：孙卿和荀卿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
第一，《荀子·强国篇》明确告诉我们：孙卿与荀卿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必须指出，《荀子》是荀子研究的原典，研究荀子不在原典上下功夫，有舍本逐末之嫌。如前所述，《荀子·强国篇》既有“荀卿子说齐相曰”，又有“应侯问孙卿子曰”。这说明：该篇的作者既不是荀卿，也不是孙卿，因为他俩都不能自称为“子”，是其后世弟子所作甚明。该篇“孙”、“荀”并举，既不存在“避汉宣帝刘询之讳”的问题，因为用了“荀”字；也不存在“口音”问题，因为出自一人之口。这里，荀卿就是荀卿，孙卿就是孙卿，分得十分清楚。所以，孙卿与荀卿应是两个人。
第二，《史记》把孙卿和荀卿当成一个人，不能自圆其说。司马迁是第一个把孙卿和荀卿当作一个人的学者，但他在《史记》中，对荀卿“游学于齐”的记载非常含混。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未载其“游学于齐”的具体时间；又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老”到多大年纪也没说；还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里，荀卿从“游齐”到见到“李斯相秦而著书”，要活一百来岁，不可能。关于荀卿著书的时间，司马迁的说法也有矛盾。如，前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在李斯相秦后”，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儒林列传》说：“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里，又认为：荀子著书或早于孟子、韩非、吕不韦，甚至在齐威王和齐宣王之际，说法显然混乱不清。由此，把孙卿和荀卿当作一个人不妥。
第三，如果综合《韩非子》、《荀子》、《史记》、《盐铁论》等记载，任何关于孙卿和荀卿是一个人的说法都不能自圆其说。必须明确：最早关于孙卿的记载，不是《史记》，也不是《荀子》，而是《韩非子》。学术界从古到今都公认韩非当过孙卿的学生，正如上引廖名春所说，“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所记载的有关其师的事迹，是很难不信的”。《韩非子》关于“孙卿游燕”的记载，是先秦学者对孙卿事迹的最早记载。前引廖名春的估计，他认为此时孙卿为20岁，其生年约为公元前336年。如果按孙卿生于公元前336年估算，他见到李斯任相而著书，卒年当在公元前210年前。因为上引“琅邪石刻”，李斯在公元前219年还只是“卿”。如果把孙卿和荀卿当成一个人，他至少要活一百多岁，这不可能。另，《韩非子·显学》还说：“孙氏之儒”(孙卿)是“儒分为八”的一派领袖。而且，《荀子》一书，也多次出现“孙卿”，如，《荀子·儒效篇》说：“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孙卿子曰……。王曰：……。孙卿曰……”；《荀子·强国篇》说：“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荀子·议兵篇》说：“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临武君对曰……。孙卿子曰……。临武君曰……。孙卿子曰……。孝成王、临武君曰……。孙卿子曰……。孝成王、临武君曰……。孙卿子曰……。临武君曰……。孙卿子曰……。陈嚣问孙卿子曰……。孙卿子曰……。李斯问孙卿子曰……。孙卿子曰……”；《荀子·尧问篇》说：“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得孙卿之遗言余教……孙卿不遇时也”等。由此，可以肯定：孙卿其人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同样，上引《荀子·强国篇》“孙、荀并举”；《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上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上引《盐铁论·毁学》说：“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还可肯定：荀卿其人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
四、孙卿与荀卿、韩非、李斯的关系，孙、荀年代推估《荀子》书名问题
如果把孙卿和荀卿当作两个人，就要对孙卿和荀卿、韩非、李斯的关系及孙卿和荀卿的大致生卒年，包括《荀子》书名等，都应重新探讨，但这都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了。
第一，孙卿与荀卿、韩非、李斯的关系。如果把孙卿和荀卿当作两个人，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毋庸置疑，孙卿在年代上，远远早于荀卿。因为孙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根据上引《韩非子》的记载，是“孙卿游燕”，此事发生的时间约公元前315年；而荀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荀子·强国篇》所记的“荀卿游齐”，时间在公元前278年之后。又，根据上引《韩非子》的记载，“孙卿是儒分为八的一派”的领袖。由此，孙卿与荀卿是两代人，孙卿是老师，荀卿应是弟子。另，《韩非子》两次提到孙卿(孙氏)，没有提到荀卿，说明韩非的老师是孙卿，不是司马迁说的荀卿。再根据《荀子·议兵篇》记载：“李斯问孙卿子曰……。孙卿子曰……。”说明：李斯也是孙卿的弟子，不是司马迁说的是荀卿的弟子。就是说，孙卿是老师，荀卿、韩非、李斯都是孙卿的弟子。至于《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入秦前曾向荀卿辞行和李斯“喟然长叹”时所引的荀卿教诲等问题，合理的理解是：只能说此时孙卿已死，荀卿成了“孙氏之儒”的掌门人，李斯是向“掌门人”或同学(抑或师兄)辞行，而荀卿嘱咐李斯切忌“物禁大盛”，也是合乎情理的，不能证明他俩是师徒关系。
第二，关于孙卿生卒年推估。前引廖名春的看法：他根据《韩非子》关于“孙卿游燕”记载，认为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5年，此时孙卿为20岁，推估孙卿生于公元前236年。我们认为，这一推估有保守之嫌。要知道，“孙卿游燕”不同于在自己国家求仕，在自己国家求仕，20岁似乎可以，“游说诸侯”恐怕至少要大于20岁。由此，我们推估：孙卿生年约在公元前340年左右。而且，他“游燕”是失败的。又，根据《韩非子》关于“孙卿是儒分为八的一派领袖”可知；孙卿后来发奋向学，创立了与孟子等不同的儒家派别。这与上引《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可以相互印证。此后，根据《荀子·儒效》说，孙卿曾游说秦国，受到秦昭王和丞相应侯的接见；《荀子·议兵》说：孙卿曾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殿前，但他在秦、赵都未得志。又，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注意：这里的荀卿应为孙卿)再根据上引《盐铁论·论儒》的记载，他第一次游齐时间约为齐滑王末季，后来，去了楚国。另，根据《战国策·楚策四》说：“客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势，臣区别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食请孙子于赵。孙子为书谢曰：……。”可知：孙卿后来回到了赵国。此事发生在楚考烈王初期，春申君为相后，时间约为公元前261年前后。又，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注意：这里的荀卿也应为孙卿)说明：孙卿晚年再到齐国，是“稷下学宫”年纪最老的学者，还当过“祭酒”。孙卿的卒年应在李斯入秦前。李斯入秦的时间，是在吕不韦任相后。吕不韦任相在公元前249年，任相三年，秦庄襄王去世。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立，吕不韦总揽朝政。而且，吕不韦广招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可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斯才入秦的。所以，李斯入秦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45年。由此，我们认为，孙卿卒年约为公元前250年左右。
第三，关于荀卿生卒年推估。如前所述，荀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荀子·强国篇》，该篇所记“荀卿游说齐相”的事迹。根据其中“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可知：“荀卿游齐”在公元前278年之后，之后的什么时间？我们认为，可能是公元前265年左右。因为此时孙卿在楚，荀卿可能也在楚，楚顷襄王昏聩，师徒都不得重用，苟卿才试图游说齐国的。而且，荀卿此时应血气方刚，至少二十几岁，可推估他约生于公元前290年左右。荀卿后来的事迹，就是《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入秦前向荀卿辞行和李斯说“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等事。又，上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虽然可以肯定，这里的荀卿应为孙卿，但不要忘了：司马迁是把孙卿和荀卿当作一个人来记述的。因此，这里的“三为祭酒”，说不定就包含了荀卿，因为当时孙卿年纪太大了，后来“孙氏之儒”的顶梁柱就是荀卿。而且，荀卿在齐当过“祭酒”和被升为“卿”是肯定的，这也是他被称为“荀卿”一名的由来。前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还说：“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即荀卿看到了李斯任相，晚年在兰陵著书之事。再后来，就是上引《盐铁论·毁学》说：“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即，荀卿为李斯的“人臣无二”而担心。由此，我们推估，荀卿卒年约在公元前210年左右。需要补充的是，孙卿是赵人，荀卿可能也是赵人，孙卿的名字叫孙况，荀卿的名字叫什么，不得而知。
第四，关于《荀子》的书名。如前所述，刘向校书时，认为书名应是《孙卿新书》；唐代杨惊作注时，将其改成《荀子》。我们认为，既然孙卿和荀卿是两个人，孙卿是老师，荀卿是弟子，书名应改回《孙卿新书》，或最好如班固所定的《孙卿子》。当然，这不等于否定荀子对该书的贡献。应当说，该书既包括了孙卿的作品，也包括了荀卿的作品，还包括了荀卿弟子的作品。这是我们以后研究《孙卿子》所应重视的问题。
综上可见，只有把孙卿与荀卿分成两个人，“孙卿、荀卿”及其“生卒年”的探讨才会峰回路转，一切都豁然开朗。这一分别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解决了两千年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还使我们搞清了孙卿与荀卿、韩非、李斯的关系，也搞清了该书应叫《孙卿子》。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孙卿、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思想，科学地把握他们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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