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山东省阳谷县的一户农家忽然传来了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一名年近半百，头发斑白的妇女匆匆忙忙过来打开门，却只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正佝偻着身体站在门外。
此时时局艰难，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这乱世中原本就难以立足，但是看着这名乞丐消瘦的样子，她还是心生不忍，说道：“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给你那些吃的，你吃完之后就尽快离开吧。”
正当她转身准备回房间的时候，这名乞丐忽然开口道：“玉玲，我不是要饭的。”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这名妇女心头一颤，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身不可置信地看着乞丐：“子栋，是你吗？”
乞丐缓缓地点了点头，王玉玲忽然落下泪来，14年，整整14年过去了，她以为自己的丈夫韩子栋早已经死了在了敌人手中，却没想到有朝一日，两人竟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相会。
王玉玲急忙走过去，将丈夫拉进了房中，准备打水给他洗澡。
恰逢此时他们的女儿从房间中走出来，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茫然地问道：“你是谁啊？”
韩子栋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心中更是激动得难以自已，没有人知道他被抓走的这些年，遭受了怎样的酷刑，又是如何装疯卖傻过来的，为的就是能够完成党组织的任务，顺便再看看自己的妻儿。
但他又担心孩子不认识自己，便小心翼翼地说道：“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啊！”
“你骗人，妈妈跟我说，我爸爸早就牺牲了！”小姑娘满脸的不可置信。
看着女儿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韩子栋这才讲起了自己过去14年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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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栋是在1926年的革命洪流之下加入了国民党，当时他的想法十分简单，那就是为改变着吃人的世道尽一份自己的力。
因此参加革命之后的韩子栋时常参加工农革命运动，积极参加党组织组建的活动，虽然算不上什么轰轰烈烈地大事业，但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让韩子栋有了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
可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却让韩子栋有些措手不及，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开始大肆捕捉共产党人，一旦抓到，或是当场击毙，或是带回去严刑拷打，以得到更多关于共产党人的下落。
一时间，党内人人自危，只是当时韩子栋人微言轻，即使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对，却他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国民党的发展，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那就是革命。
可是身处局中，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
不久之后，韩子栋就接到了上级委派的一个任务，前去淄川鲁大煤矿组织工会工作，同时监视一个名叫周月波的人，如果发现他的行为异常，要立即上报。
韩子栋心中充满了纠结，他不愿意将矛头指向自己人，便想退辞掉这份工作，可是如果他刚刚说出口，就有人将叛徒之名安在了他的头上。
韩子栋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个任务。
可是到达矿区和周月波接触之后，韩子栋意识到周月波绝非国民党口中的“坏人”，而是一个能够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心实意的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考虑问题的领导人。
只要是工地上的工人遇到了困难，周月波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哪怕工人和上级产生了矛盾，周月波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也会坚定的站在工人这边，为工人们的生活考虑。
也正因此，周月波在工地上颇受工人们的爱戴，身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出身，韩子栋也被周月波的精神和理念所感染，不自觉的将重心偏向了他这一方。
他没有及时向上级反映周月波的“异常”，反而处处维护，这引起了上级领导的不满，为了避免韩子栋被周月波“引入歧途”，国民党当即将其召回，打算送他到国外留学，学成之后再回到国内重新为国民党效命，毕竟韩子栋的做事能力在国民党中还是颇受认可的。
但是在周月波的感染下，韩子栋逐渐意识到国民党早已经背离了他所追随的三民主义，因此当即拒绝了国民党的安排。
此时正值国民党的“敏感时期”，韩子栋这样的举动自然是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韩子栋的上级担心他“叛变”，便随意安置了一个罪名，派人前去矿区处置韩子栋。
索性韩子栋在矿区的人缘比较广，因此他早早得到这个消息，急忙收拾行李夺回老家去了。
可是这么躲下去毕竟也不是办法，只要国民党不死心，就迟早会找到他家中。
韩子栋看着妻子王玉玲，十分不舍地对她说道：“我不能连累你们，现在我必须要尽快离开，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以后再有人找来，你们咬死不认识我就行。”
夫妻两人依依惜别之后，韩子栋带着简单的行李就直接跑到了北平，进入了北平的一所私立中学继续读书。
学校的校长郝仁夫在知道了韩子栋的遭遇之后，对于他的理想和遭遇也是十分同情，便特意将其安插进了中国大学经济系读书，同时还给他介绍了一份学校中的工作，让他能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
在书店中工作的时候，韩子栋有幸接触到了社会各界的人，其中有一名叫做周怡的人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才得知周怡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在周怡的感召下，韩子栋这才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正式的党员。
加入共产党的那天，对于韩子栋的人生也是最重要的一天，他亲口对周怡说道：“我觉得我好像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
后来韩子栋所在的书店就成了他们的联络点，在党组织的指示下，韩子栋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成员加入了共产党，为党的革命事业发光发热。
慢慢的，韩子栋觉得这样获取国民党的情报效率太慢，因此它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进入了当时一个被称为“蓝衣社”的特务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的，可以是由于蓝衣社都是以小组为单位，除了自己的小组成员，韩子栋几乎接触不到外界的人。
因此韩子栋又开始拉拢一些国民党人，让他们也加入了蓝衣社，这样一来，韩子栋就能通过这些国民党人，更快的获取到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信息。
但消息长时间泄露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很快，一些和韩子栋交好的人就发现了韩子栋的异常。
凭借敏锐的直觉，韩子栋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急忙收拾行李赶回了北平，但是他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蓝衣社成员的举报下，韩子栋的行踪很快就被国民党发现，被逮捕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中。
好在当时我党的地下成员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因此国民党并没有掌握韩子栋时共产党的实质证据，他们只能动用酷刑，严刑拷打，想要让韩子栋自己承认真实身份。
在监狱中，韩子栋几乎经历了九死一生，各种各样的刑具都在他身上走了一遍，很快他就成了一个血人，但是他还是没有说出半个字，对于我党的机密三缄其口，誓死不说。
后来因为打的厉害，韩子栋的心跳都已经停止了，国民党特务担心自己背上责任，这才央求医生将其抢救了回来。
这期间，韩子栋历经多个监狱，和他一同被关押的还有我党的另一名同志罗世文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仅5岁的孩子，狱中的环境极其恶劣，以致于宋绮云夫妇的孩子一直到5岁还没有办法走路，看着着实令人心疼。
他们在狱中互相加油打气，这才撑过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
然而在辗转到白公馆之后，罗世文同志竟然被国民党无情的杀害了，韩子栋心中悲痛异常，他恨这些国民党特务，也气自己在这个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害却无能为力。
监狱中的环境原本就极差，因为常年不见天日，所以十分阴冷潮湿，悲愤交加之下，韩子栋的身体每况愈下，久而久之自然是病痛交加。
如果再不出去，韩子栋认为自己即便躲过了国民党的枪口，也很有可能躲不过去病痛这一关，因此他早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可是这时，韩子栋忽然接到了白公馆支部负责人许晓轩传达来的组织交代的任务，那就是让韩子栋不惜一切，准备单独越狱。
韩子栋原本是希望能够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狱中所有的同志一起出去，但是罗世文牺牲之后，韩子栋意识到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正如罗世文所说，能走一个人，就能减少党的损失。
因此韩子栋不再犹豫当即开始计划了越狱的计划。
想要顺利完成越狱，韩子栋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存好自己的体力，但是忽然锻炼身体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的怀疑，韩子栋便想了个办法，那就是装疯卖傻。
为了锻炼身体，他时常一个人又哭又笑的跑出去，光着膀子在太阳下拼命地奔跑，或者是疯叫着跑出去淋雨。
狱中的负责人并没有在意，只认为韩子栋是因为被关押的时间久了，所以疯掉了，他们还时常将韩子栋的行为当做笑料。
日复一日的磨练中，韩子栋的身体也逐渐开始有了好转，同时长时间的装疯卖傻已经迷惑了敌人的视线，现在除了那些党内的同志，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疯掉了，成了一个废人。
只是想要顺利逃出去，还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天，韩子栋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召集全部的同志，让他们挑选一些狱中根本买不到的东西，然后伺机和他们发生“争吵”。
果然，没过多久，所长杨丘山就因为这边的动静赶了过来：“吵什么，你们在吵什么？缺什么东西明天让老疯子去买就行了。”
说完他转头就朝另一个人说道：“你明天带他去磁器口置办东西。”
原来韩子栋因为为人比较沉默寡言，又不熟悉重庆的情况，再加上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就被选为采购的人员之一，而韩子栋也认为只有采购的时候，自己才有机会能够逃出去。
第二天，韩子栋将宋绮云送给自己的衣服藏在了脏衣服最里面，然后带了个小砍刀就跟着卢万秋出门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赶到了磁器口市场。
正当他们准备采买的时候，卢万秋竟然意外遇到了一位熟人，两人说笑着就往家里走去，准备叙叙旧，为了防止韩子栋逃跑，他们特意找了一名警察来看着韩子栋。
韩子栋眼看来了机会，趁着卢万秋打牌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韩子栋向这名警察问道：“大哥，你们这儿有西瓜吗？天气实在太热了。”
“没有西瓜。”
韩子栋一听，当即掏出一把钱，放在警察手中：“大哥，您对这儿比较熟悉，劳您大驾去买点西瓜回来解渴吧。”
这名警察一看到这么多钱，眼睛都亮了，他盘算着买完西瓜，这点钱可能还会有点剩余，当即接过来就出门去了。
韩子栋一看时机已至，假装要到院子里走走，当即摇着帽子就缓缓走了出去。
眼看卢万秋还没有注意到自己，韩子栋左拐右拐，终于来到了附近的江边。眼看此此时江水滚滚，没有一艘船摆渡，韩子栋有些着急，如果短时间无法找到摆渡的船家，自己逃跑的事情很有可能会被卢万秋等人发现。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忽然看到了一名船夫，好话说尽，又搭上大量的钱财，这才顺利过了河。
逃过一劫的韩子栋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他辗转45天，才终于回到了山东老家，见到了自己思念已久的妻儿。
只是此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就连他的孩子也没能认出来他，韩子栋费心解释了一番，一家人才抱在一起，痛哭不已。
不久之后，韩子栋再次回到了党组织的队伍中，在革命道路上竭心尽力，而他也成了唯一一个从白公馆逃出来的共产党员。
这14年，是韩子栋心中一生的悲痛，同时也是我党革命历程上令人惋惜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