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同三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个“第一”和“破格”。他设计的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促进了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管理现代化，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图片为汪同三教授
文 |《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2022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汪同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讣告写道，“遵照本人及家属意愿，丧事一切从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
“我跟汪同三很熟，院子里散步常见，学术交流甚深，他身体精力很好，不该走，太突然了。深深悼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袁钢明告诉《财经》记者。
汪同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参与了很多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的唁电写道，汪同三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著名经济学家与计量经济学家，先生生前担任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指导、支持和帮助预测中心的工作，为预测中心的学术发展、人才培养等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为预测中心的发展倾注了心血，许多年轻人都得到了他的指导与鼓励。先生虽已逝去，但音容笑貌犹在，谈吐儒雅，思想深邃，风骨长存。
汪同三教授为经济50人论坛成员。他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和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于90年代开始承担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进行经济预测的同时，汪同三对现实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做了半辈子“模型”的经济学家
公开资料显示，汪同三于1948年7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84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7年再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成为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突出贡献的博士毕业生”称号。
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期间，汪同三于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先后任该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1998-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汪同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于1986年参加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是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也是中国模型首次参加世界联接，并取得成功。1987年作为主要参加者承担国家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并出版《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系列性专著，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的主要作者。该系列性专著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专著《宏观经济模型论述》，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并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汪同三参加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91年起承担的总理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该研究成果每年出版一本年度经济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做为副主编之一并从1992年起至今担任每一年度课题总报告执笔人，近几年为实际执行负责人，又于1999年开始出版经济蓝皮书春季号。《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1993、1994连续两年获《经济日报》全国十佳读物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汪同三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个“第一”和“破格”：中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破格晋升副研究员，破格晋升研究员，参与搭建第一个由中国学者设计的中国经济模型，第一次将“大道理论”应用于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作为第一执笔人推出了中国第一本蓝皮书，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
汪同三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研究员，更没想过要当学部委员。人生中、工作中，遇上了这些事，就认认真真地去做，做好本职工作。把工作认认真真干好了，这些东西自然就来了，只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汪同三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他原本定下的高考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因机缘巧合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大学期间他开始学习经济学理论，无意中开始储备“比数学家更懂经济，比经济学家更懂数学”的数量经济学家知识。
毕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他顺利地成为中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汪同三完成研究生学业，去一家大公司干了半年，终因无法适应“办公室政治”，回到了数技经所，此后再也没有离开。
“让数量经济学更好地为国家繁荣做出贡献”
汪同三曾说，“几十年来，我通过数字和模型，看到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祖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迅速推进，看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带着世界模型连接项目来到中国，主持中国模型的创建。那时，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设立才6年，不仅没有自己的理论，而且没有自己的计量模型，更谈不上实际应用。而当时在世界上，基于用数学方法分析和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的数量经济学已经在宏观、微观经济分析和预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如果我们在这一学科上不能尽快赶上世界水平，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也将制约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所以，当克莱因教授带着项目来到中国，作为该项目主要模型设计人员，我意识到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 汪同三说。
1987年初，仅用一年时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就与世界模型实现成功连接，并且因为模型设计合理、完整而受到广泛赞誉。以这个模型为基础，汪同三和同事们后来又成功地设计出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从1991年开始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基于数量经济的分析和预测，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后，数量经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一系列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管理现代化，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2019年，汪同三写下“让数量经济学更好地为国家繁荣做出贡献。”
汪同三愿意与年轻人分享自己30多年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感悟。他对学生们说，要做好学问：
一是要多读书，网络检索发达，但不能完全替代读书，做学问仍然要有当年马克思把大英图书馆石板地面磨出脚印的精神。
二是必须学好外语，外语在精不在多，关键在于熟练掌握。
三是经济学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哲学，学习经济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为人民谋福利。
四是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研究方法，数量经济学更是如此。
汪同三教授千古。
